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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智慧力量 护航高质量发展 ——2021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

2021-04-30
来源:中国安全生产 作者:本刊记者 张爱玲 程程


策划人语:

  三月的北京,春风催新绿,花开尽芳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圆满闭幕。近2900名人大代表带着人民的重托,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2000多名政协委员肩负新时代的重任,共商国是。同心谋新篇,奋进新时代。代表委员们围绕民生、乡村振兴、教育、社会治理等热点问题纷纷建言献策,为奋力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贡献远大智慧和磅礴力量!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使命和目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切实做好洪涝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害、地震等防御和气象服务。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围绕如何让安全生产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代表委员们从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危化品安全、农村安全、矿山安全等方面建言献策,为做好下一阶段尤其是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围绕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代表委员们从应急管理学科建设、应急管理人才培养、防灾减灾、灾害预警、应急管理法治、应急管理信息化等方面热议建言,为做好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凝聚了共识。

 

农村安全生产

张兴凯:加强农村安全生产工作


  “2020年我国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好成绩。但是,农村安全生产形势仍不容乐观。2020829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坍塌事故,造成29人死亡、28人受伤的惨剧;2020101日,太原市迎泽区台骀山景区冰雕馆发生火灾,造成13人死亡;2021年春节期间,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翁丁老寨发生火灾,105栋房子中的101栋被烧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痛心地告诉记者。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


  张兴凯表示,安全生产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短板,主要表现在:适用于农村的安全生产法规少、标准缺失多,安全管理职能范围不明确,事故统计未全覆盖,风险管控能力弱,安全生产基础底子薄。

  近年来,在发达地区,中小型化工、铸造、加工等企业进驻农村,有农村工业化趋势。在粮食主产区,飞机、大型收割机等用于农业生产,有大型农机生产趋势。在全国,农村用电、道路、旅游、家庭用车和农房建筑高速发展,安全风险增大。但是,农村村民安全意识依然不强,安全习惯改变不多,农村安全基础依然薄弱。游泳戏水、游乐设施、农业机械、农村道路、农业用电、农村消防,以及村镇人员集聚场所建筑物等安全问题突出。

  因此,在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针对如何及时补齐农村安全生产短板,加强农村安全生产工作,张兴凯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一是进行农村安全生产情况调查。进行科学、系统的农村安全生产情况调查,摸清农村安全生产底数;创新农村安全生产体制机制,解决农业发展水平与安全生产监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整合行业领域涉农安全监管资源,将农村的预报员、安全员、信访员、扶贫员等合设为“全科”农村安全员,提高待遇,打造政治合格、作风过硬、有一定技术基础、有一定工作经历、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管理队伍;健全覆盖农业生产、农机、农村建筑、农业环境、农村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涉农安全法规标准体系。

  二是健全农村安全生产责任制。整合农业农村、应急管理、交通运输、住建、水利、旅游等涉农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安全生产责权;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健全基层各级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以及村干部和乡镇企业等各类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将涉农安全生产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和平安中国战略,加强村民安全自治;将严防因事故致贫返贫等安全生产内容纳入县乡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村委会的考核体系。

  三是加强农村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出台加强新改扩建农村住房的标准,从设计、施工、日常维护等方面强化农房安全基础建设;在“煤改气”“煤改电”过程中,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消防安全短板;加强农村道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基层农机安全鉴定条件的资金、人力投入,不断拓宽鉴定范围,切实提高鉴定检测水平。

  四是加强农村安全宣传教育。加大农村安全教育投入力度,实现农村安全生产宣传全覆盖;将安全教育纳入农业技术培训,设计面向不同教育水平、小微规模生产、季节性生产等各类从业人员的课程,鼓励引导各类农村从业人员参加培训;通过扶贫走访、村社大讲堂、妇女会活动等非课堂式培训形式,广泛开展安全教育;对返乡创业人员和从事农村建筑、水电安装、车辆驾驶、农业机械作业等农村安全生产高危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安全培训;利用新媒体,开展村民用气、乘车、应急处置等安全常识宣传,加强农村交通、游泳、游乐设施、用火、用电等安全专题宣传,增强村民安全意识,提高村民安全能力。

  五是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农村安全生产风险管控能力。建立农村和乡镇人员集聚场所安全风险监测和事故统计报告信息平台,将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覆盖到农村,健全农村生产安全事故快速处置系统,推动全国联网的农机综合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用信息化、智能化解决农村安全管理人手不够、能力不足的问题。

 

 

矿山安全

 

满慎刚:加大煤矿智能化建设促进煤炭行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煤炭行业如何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能源集团总经理满慎刚说:“智能化开采已成为我国煤炭工业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是煤炭行业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

  经过调研,满慎刚在2021年两会上提出建议——加大煤矿智能化建设扶持力度,促进煤炭行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能源集团总经理满慎刚


  满慎刚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煤炭生产方式加速变革,煤炭行业正在由高强度资源投入型、劳动密集型向资源节约型、人才技术密集型转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2035年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构建多产业链、多系统集成的煤矿智能化系统,建成智能感知、智能决策、自动执行的煤矿智能化体系,为推动煤炭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明确了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20209月,应急管理部、国家能源局、原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在山东能源集团举办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现场会,为开展智能化建设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

 

智能化建设是防范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的治本之策

 

  满慎刚说:“各地、各企业的实践证明,煤矿智能化是大势所趋,对于煤炭行业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战略机遇、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意义十分重大。”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防范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的治本之策。满慎刚认为,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一方面,能够减少井下作业人员,大幅度降低作业人员风险,实现“无人则安、少人则安”。以山东能源集团目前实现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为例,通过实施装备换人、技术换人、管理换人,21对矿井单班下井人数控制在200人以内,累计减少井下作业人员9700余人。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安全管理效能,借助安全大数据应用平台和AI传感技术,对设备工作状态、人的作业行为、隐蔽致灾因素进行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山东能源集团自主研发的“智矿云网”数字化平台,应用50多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业APP,实现了信息共享、流程互通、智能融合;研发具有井下作业人员生命体征、救援引导、信息推送功能的矿用智能手表,实时采集生命体征信息,数据异常自动报警,做到了第一时间消除隐患、管控风险。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满足矿工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满慎刚表示,我国有近300万名煤矿工人,常年工作在阴暗潮湿的井下,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危险系数高,煤矿一度成为“苦、累、脏、险”的代名词,矿工常被称为“煤黑子”。通过煤矿智能化,可以改善煤矿工人作业环境,降低劳动强度,减少职业危害,提高安全系数,增加员工休息时间,提升煤矿工人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实现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满慎刚认为,智能化作为破解煤矿用人多、效率低、管理粗放等问题的关键手段,是煤矿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破题之举。我国大多数煤炭企业集团正在推动煤矿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显著优化。例如,山东能源集团以打造全球清洁能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能源企业为目标,以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布局、优化能源结构为使命,积极推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基建与煤炭工业深度融合,培育形成“树牢以矿工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三化建设”的转型升级新路子,初步实现了传统煤炭产业向新动能的转换。

 

加大安全投入和智能化建设政策扶持力度

 

  如何大力推进煤矿智能化开采建设,满慎刚从三个角度提出了建议。

  对于提高煤炭企业推进智能化建设的积极性,满慎刚建议加大煤炭行业智能化建设政策扶持力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资部门在国有煤炭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中,将智能化建设投入视同利润;矿山监察部门将煤矿智能化技术和装备纳入安全改造先进适用技术装备遴选范围;科技部门支持煤矿智能化领域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能源部门优先释放符合条件的智能化矿井的先进产能,优先支持智能化示范矿井产能置换、矿井产能核增;发改部门优先审批或核准按智能化标准建设的新建矿井;对煤炭企业新建的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按政策给予支持。

  老区矿井煤炭开采历史悠久、各类灾害严重,作业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开展智能化开采建设工作困难重重。满慎刚建议,国家加大煤矿安全改造投入资金力度,推广应用井下智能装备、机器人岗位替代,推进煤炭开采减人提效;投入资金用于灾害严重、安全欠账多且自身投入困难的煤矿,改善煤矿安全生产条件,确保矿工人身安全。

  面对煤炭行业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薄弱、应用场景复杂、生态构建能力不足,与制造业工业互联网发展相比还处在起步阶段这一困境,满慎刚建议,支持煤炭行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建议国家支持煤炭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加快推动5G、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煤炭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产业全要素、全价值链和全产业链的全面链接,打造国家级煤炭工业互联网创新平台,加快煤炭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方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引领煤炭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化工安全

 

民建中央:加快推进化工园区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


  2020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事故总量明显下降,但风险隐患仍然很多,特别是化工园区,安全监管对象点多面广、过程连续、动态变化,仅仅依靠传统的人工方式难以实现全过程、全方位的有效安全管理,而安全生产信息化是提高安全监管监察和企业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的重要手段。民建中央调研发现,化工园区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整体水平不高,存在信息化管理缺乏统筹规划、一二级重大危险源监测监控预警信息化建设滞后、安全生产各环节信息化不均衡、化工园区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较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民建中央在提案中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全面开展系统对接、数据互通。落实智慧化工园区建设指南,以需求为导向,对标监管部门及《智慧化工园区建设指南》要求,对目前建成的平台功能查漏补缺,拓展和深化业务应用功能,形成健全完善的园区综合平台,实现对园区日常监管业务的全覆盖、标准化、统一化、智能化,提高园区和企业信息化建设规范和应用水平。

  二是加快建设园区级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尽快推动实现一、二级重大危险源、关键部位及工艺参数的实时视频监控全覆盖,做到100%自动报警、预警和联动处置。后期逐步将企业三、四级重大危险源、经评估认定的重大风险点和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等纳入监控范围,实现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重大风险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全面智能化监控预警。

  三是提高企业终端监测能力,夯实智慧化监管基础。发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地位的作用,鼓励园区内有条件的企业自主建设安全生产管理、环境监测保护、应急救援管理、智能化二道门等综合云服务平台,加强相关方和作业环节信息化管理手段。

  四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安全生产监测方面应用。利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进行实时数据分析,实现园区企业动态监管、深度分析、差异指导、细分管理,助力化工产业安全转型升级。

 

 

乔旭:大力支持化工本质安全技术创新


  化工产业支撑着国家各领域发展和百姓“吃穿住用行”,尤其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息息相关。但近几年,化工产业发展面临安全方面的严峻挑战。为了加强安全管理,国家陆续出台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关文件,标准规范一严再严,安全监管一再升级,整治规模不断扩大,部分地方甚至责令三分之二的化工企业停产整顿。严格的安全管理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化工领域的风险和隐患问题依然存在。2021119日,应急管理部召开近5年重特大事故整改措施落实“回头看”情况新闻发布会,会上指出,2020年危险化学品事故总量和较大事故起数均同比上升。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认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


  其一,化工生产有其高危特殊性。随着化工工艺复杂化和装置大型化,危险物料的品种、储量及使用量持续增加,生产潜在危险性和事故破坏程度急剧上升,尤其在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运输、使用、废弃处置等环节形成了系统性风险隐患。如果不能从生产源头和制造过程降低甚至消除风险,本质安全则无法真正实现。

  其二,外部管理和事后管控存在局限性。当前提升化工安全的主要途径是加强监管和整治,这些方法固然能倒逼企业改革,但主要依赖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外部管理和“灭火式”的事后管控,很难治本。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全链条的监管还有待加强。

  其三,本质安全能力提高和行业技术创新具有迫切性。化工行业安全生产问题整顿不能仅依靠“一刀切”式的搬迁和关停,如果仅聚焦在“堵”而不是“改”上,不仅会导致风险被搁置或转移,难以治本,还容易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对此,乔旭建议,要通过学科交叉,开展技术创新,切实提高化工本质安全水平,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一是精准引导,鼓励本质安全技术研发。本质安全技术是化工过程整体安全策略中最核心的部分。20世纪中叶,各国逐步形成了在源头消灭危险的思路,提出了化工本质安全设计最小化、替代、缓和、简化四项原则。建议相关部门鼓励按照本质安全四项原则开展技术研发,尤其针对最小化原则,研发智能化集成技术与装备,减少装置内的危险化学品存量和能量密度,确保生产安全风险可控。发挥政策、资源和创新项目的导向和杠杆作用,加强科技计划、科研基金投入,鼓励针对本质安全的前瞻性引导性研究。

  二是协同发力,打造本质安全创新平台。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协同应急管理部门、行业生产管理部门、地方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相关力量,组建各级各类化工本质安全工程技术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瞄准行业“卡脖子”技术,改造传统化工危险工艺,探索绿色发展新模式。加强产教融合,健全激励机制,遴选建设化工本质安全新技术校企联合研发示范中心,提高高校院所本质安全技术成果转化和化工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三是制订标准,形成本质安全管控规范。借鉴国际先进安全生产标准,制订和完善以先进技术应用为基础、符合我国化工产业实际且全球领先的化工安全生产行业标准体系。按照“高校和机构制订标准、政府推行标准、企业执行标准”的模式,发挥第三方作用,建立包括生产技术、装备、流程、储存运输在内的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制订和执行体系。深入开展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和“小化工”的“三项整治”,研究制订分类整治目录和淘汰落后技术设备目录,推动化工本质安全的落实落地。

 

 

安全产业

 

郑鋐:“十四五”期间加快发展安全产业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安全产业作为防范安全风险的特殊产业,在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以及其他公共安全领域提供专用技术、产品和服务,是产业新领域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全产业体现出很强的社会保障和生产消费价值,具有显著的安全和发展双重属性,尤其是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现代化发展风险能够直接发挥作用,应当成为我国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西华大学副校长郑鋐表示,我国高度重视安全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12月印发《关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等四部委在20186月也印发了《关于加快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然而,通过多年的实践发现,安全产业边界不清晰、产业体系不健全、市场需求培育不足、关键技术装备发展缓慢等问题依然较为明显,这与我国“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为进一步加快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保障需求,郑鋐就“十四五”期间如何加快发展安全产业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把发展安全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安全产业作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有力抓手,充分认识安全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消费端旺、逆周期性的特点,加快推动安全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进一步突出安全产业的战略性、保障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在国家层面高规格、全面系统地规划发展安全产业,加强对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统筹和协调,充分评估我国安全产业发展需求、现状和瓶颈,有针对性、前瞻地制订政策措施,以“十四五”专门规划或《国家安全产业发展规划纲要》等方式进一步加快培育和发展安全产业。

  其次,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宏观的视野谋划我国安全产业的发展。在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的基础上,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贯穿到培育和发展安全产业的具体领域和全部过程。深刻认识安全产业的内涵,将安全产业从过去产业政策确定的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等领域扩展到公共安全领域,依据不同细分领域的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律制订特殊的产业政策,明确优先发展和重点支持的具体行业、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等,明确安全产业市场体系的建设方案,明确扩大安全应用和消费的政策激励措施,明确安全产业融入国际市场体系的路径方法,明确市场准入、财税政策、金融支持、人才支撑等保障措施等,形成更加科学、立体、完备的产业发展政策体系。

  最后,注重充分发挥创新在安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凸显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意义。在加快发展安全产业的过程中,可考虑创新机制建立国家安全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设立国家安全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相关学科专业支持安全发展人才培养等。还可创新形式充分挖掘社会安全需求,以需求为导向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协同发挥政企社在安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支持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和应用场景创新,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产业重点突破和整体提升提供充沛动力。

 

 

应急学科建设

 

姜耀东:强化应急管理学科建设锻造应急管理实战型人才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长江淮河流域防汛救灾,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系统、应急管理系统在预警发布机制、应用实战型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短板,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相关领域,尤其是应急管理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重塑,大力培养应急管理领域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关注的一个重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


  姜耀东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为我国特色专业人才培养和高层次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提出了一个新课题。20209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突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应急管理专业性要求,提高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专业化素质。

  姜耀东同时指出,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一直面临着专业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短缺问题,这已成为制约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的最大短板。应急管理部党委多次安排部署,加大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根据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的统计,2020年全国安全监管、安全服务、安全技术应用人才缺口高达43万人。应急管理事业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专业性、技术性较强,必须要有专业的人来干。应急管理执行急难险重任务需要有过硬的实战本领,面对“全灾种、大应急”的任务需要,亟需一专多能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应急管理学科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必须贴近实际、贴近实战、服务应急管理事业发展。

  姜耀东告诉记者,为加快推进应急管理学科建设,在应急管理部和教育部的推动下,“应急安全智慧学习工场(2020)”项目遴选19所高校设置应急管理学院,布局20所重点高校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招收应急管理学术型硕士、博士研究生,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应急技术与管理、防灾减灾科学与工程和应急管理3个应急管理相关专业。

  姜耀东认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面向应急管理系统特别是基层部门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的院校数量严重不足。2020年,在公共管理专业下设应急管理学科,推动多所大学培养应急管理博士、硕士研究生,但仍不能满足应急管理一线一专多能、实践型专业化队伍的需要。应急管理各级机构所需的专业、职业化人才没有相对固定的培养和输送渠道,应急管理部门面向普通高校招录的毕业生大多不适应实战和一专多能要求。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应急管理类专业技术人员缺口达70万人,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部门的从业人员仅1/3拥有相关专业背景,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的占比分别为28.3%16.3%6.1%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作出重要指示:“大力培养应急管理人才,加强应急管理学科建设。”应急管理领域涉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对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面临着严峻挑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应急管理的人才培养散布在不同学科,还没有一所开展综合性应急管理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高校。为此,姜耀东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进一步加大应急管理学科建设力度。在“应急安全智慧学习工场(2020)”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应急管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遴选更多符合条件的高校设置应急管理学院,构建符合应急管理的学科建设模式,有利于应急管理人才培养的高校管理机制和培养模式。

  其次,创新应急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授权模式。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工作的意见》的基础上,开展应急管理培养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也可安排少数确属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但尚无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开展应急管理学科招收培养硕士、博士生试点工作,同时加大应急管理领域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力度。

  最后,适时组(筹)建国家应急管理大学。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相关提案。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在审批、立项和资金等方面积极支持,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人才保障。

 

 

陆銮眉:建设具有龙头性质的应急管理大学


  在全国人大代表、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陆銮眉看来,我国应急管理人才和学科建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人才短缺和应急管理人才保障能力偏低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应急管理事业的发展。

  “我国应急管理人才保障能力总体偏低,已成为制约我国应急管理能力水平的瓶颈问题,需要从源头上加以解决。”陆銮眉说。应急管理部门是实战部门,应急管理执行急难险重任务需要有过硬的实战本领,安全生产和“全灾种、大应急”亟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市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人员多来自原安监系统,专业能力不适应新职能、新要求,也进一步摊薄了原本不足的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应急管理教育存在人才培养与使用严重脱节的问题,应急管理部门面向普通院校招录的毕业生大多不适应实战和一专多能要求。

  对此,陆銮眉认为,迫切需要对应急管理学科进行规划设计,需要加强应急管理高等院校建设,建设具有龙头性质的应急管理大学予以带动,做到应急管理学科建设与实践应用相互促进。在谈到专业人才招录培养招录方面,陆銮眉告诉记者:“公安、政法系统已经有成熟的做法可以借鉴。公安机关建立了公安专业人才招录培养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了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构建了院校招生与部门招录协调机制,对有关院校毕业生实施单独联考招录政策,通过入校即入警的方式,专业院校毕业生成为队伍补充力量的主要渠道,很好地解决了院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专业人才引进难等问题。”

  陆銮眉建议,请中组部、教育部、人社部、应急管理部等参照公安、政法系统做法,研究建立符合应急管理职业特点的人才专项培养和招录制度,同时加强应急管理高等院校、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建设,组建应急管理大学,强化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的职业精神教育,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

 

刘伟:推动人工智能与应急管理深度融合


  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着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适应科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以信息化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提高监测预警能力、监管执法能力、辅助指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佳都科技集团董事长刘伟


  全国政协委员、佳都科技集团董事长刘伟告诉记者,自2018年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我国的应急管理信息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信息化系统也发挥了应有作用,大大提高了公共安全保障能力。但因起步较晚,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应急监测预警能力有待提高,“重补救、轻预防”的着眼点导致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停留在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与救援层面,事前预防工作不足;应急现场处置能力有待提高,因应急事件的不确定性,难免出现对应急现场情况掌握不够全面、对事故灾害预估不准等问题;应急管理数据壁垒亟须打通,应急管理部门没有形成与公安交管、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单位的数据对接,应用模型数据来源单一,数据挖掘程度不深。

  刘伟认为,需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推动应急管理创新和动力变革。促使视频智能分析、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与应急管理“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全过程业务相融合,为预防风险、排除隐患和应对事故提供重要科技支撑,提高应急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和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如何推进人工智能融入应急管理工作,刘伟提出四点建议。

  建立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因此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特色,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从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全程管理、预防为主的运行机制,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法律制度体系,运转高效的资源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强化体系建设。此外,还要强化应急教育体系,推动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有序参与,夯实应急管理的社会基础。

  大力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应急领域的应用,实现应急管理转型升级。信息化是构建新时代大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基础工程,也是提高应急保障能力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物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先进信息技术与应急管理业务深度融合,提高风险感知的灵敏度、风险研判的准确度以及应急反应的及时度;搭建责任明确、信息共享、协同迅速、管理到位的信息化平台。同时,建议应急管理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政策,推动和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对应急通用技术、专业(行业)技术两大类技术的研究,推动应急管理信息化跨越式发展。

  启动国家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工作,增强应急预案建设的层次性、协调性和应急演练的针对性。应急事件表现形式非常复杂,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要以应对情景事件为导向,以“构建情景——明确任务——夯实能力”为管理模式,加强国家应急体系建设,特别是应急准备的系统性、协同性和针对性。应用数字化预案管理,制订紧急事件处理计划和工作列表,分析预案所能覆盖的紧急事件的范围和复杂度,并对预案进行仿真,为应急管理动态生成优化事故处置方案和资源调配方案。结合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语音识别、无线定位、智能眼镜等技术,升级应急设备设施,更大程度解放现场救援人员双手。

  加快数据智能+应急管理,打通数据壁垒快速响应应急需求。基于应急事故灾害链模型、数据可视化、大数据等技术,对应急管理“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全过程业务进行数据汇聚,梳理数据血缘关系,建立自动化、智能化的应急数据模型,结合业务需求对数据模型建立相关的评价体系,实现对应急管理中的趋势预测预判、事故的模拟推演以及灾后的恢复重建数字化,打造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的“应急智慧大脑”。此外,还要加强应急领域全要素链连接、全产业链连接等方面,打通相关企业、产业上下游、跨行业和跨领域的数据壁垒,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的数据互联互通。

 

 

吴希明: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国家自然灾害和应急救援建设,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并多次指示要加强国家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副主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吴希明告诉记者:“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要求,202010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组织上报了关于加快构建我国森林航空消防装备建设的方案。”吴希明认为,为适应我国突发事件多样性、复杂性、高危害性的特点,满足全灾种、大应急的需要,应加快建设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加强国家航空综合救援力量建设,着力解决大型救援飞机和直升机不足等短板问题,规划建设一批航空应急服务基地和直升机起降站点,尽快形成与我国综合应急救援任务相适应的国家航空应急救援力量体系。

  在谈到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存在的不足时,吴希明表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值得重视。

  一是资金投入不足,航空应急救援基础设施薄弱。目前,我国的常规应急救援资金采用预算制,虽然伴随国民经济不断发展,逐年有所增加,但总额仍然偏低,有限的应急保障经费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救援服务需要。我国的应急救援力量以地面装备及人员为主,航空装备为辅。以森林消防为例,主要森林防火林区普遍位于高原、高寒、边远和欠发达地区,地质地貌、水文气象十分复杂,很多地区缺乏航空应急服务基地和直升机起降站点,给航空森林消防遂行灭防火任务带来极大不便,严重影响森林防火工作开展。

  二是国产装备不足,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严重依赖进口。当前我国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以中小型直升机为主,少量大型直升机及小型固定翼飞机为辅。在我国航空救援装备中,以进口装备为主,国产装备少,而且大型固定翼飞机尚属空白。我国航空救援力量特别是救援大飞机明显不足,制约了应急管理综合水平的提高,与构建新时代国家应急救援体系要求不相适应。

  为加大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吴希明提出两点建议。

  首先,加大航空应急救援基础设施建设。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一批航空应急服务基地和直升机起降站点。针对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和应急救援需求的差异,在西部及边疆地区以200公里半径覆盖为基准,以森林航空消防基地、航空护林站、森林消防局、消防救援局、预备役航空兵等应急救援关键力量建设为抓手,建设航空综合应急救援区域基地网络。

  其次,加大投入,优先采购国产航空装备和大型救援飞机。针对需求量大、国产率低、大型航空救援装备缺乏、产业布局分散的现状,建议加大国产大型航空救援装备购买或租赁等方面支持力度。提高自主保障能力,牵引地方企业和各类社会资源,共同打造国家级航空应急救援产业平台。逐渐形成“以我为主,自主可控”的国家航空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满足航空强国、科技强国建设要求。

 

 

防灾减灾

 

朱定真:免除面向各级应急责任人发送防灾预警短信资费


  目前,全国有19个部门通过国家预警发布系统发布预警信息,全年面向应急责任人和社会公众发布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四大类突发事件预警信息34万余条,其中通过短信向全国111.5万名备案的应急责任人累计服务达36.99亿人次,基本实现了应急责任人全覆盖。与此同时,全国仅有个别省份实现免费发布,大部分省份均需要由内容提供部门承担三大运营商短信资费费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


  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建议,免除面向各级应急责任人发送防灾预警短信资费。

  朱定真告诉记者,2015年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正式运行,实现全国范围的国家、省、市三级部署,且一直延伸到县的四级应用。目前外交、公安、应急管理、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文化旅游、水利、气象等20个行业利用该系统发布本部门预警和提示类信息共151类,全国31个省、358个地市、2015个县都建立了预警发布工作机构。目前,三大运营商短信最低资费标准是中国移动的0.06/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仅有吉林、安徽、湖北、湖南、宁夏5个省区实现免费发布,个别省为政府支付,其余80%省份均需要由气象部门承担这部分短信费用,造成全国各级面向应急责任人发布短信存在一定资金压力。随着各部门和基层使用预警发布系统发挥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应用日益增多,经费需求弹性较大且存在不可预估性。

  朱定真建议,将12379短信端口作为全国统一应急短信公共服务发布渠道,通信管理部门协调三大运营商与中国气象局建立合作机制,在严格规范发布范围和发布内容的基础上,落实在全国免除12379短信电信资费,完善预警发布体系,扩大权威发布效果,服务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目的。抑或采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或纳入企业公益项目予以解决。

 

 

刘守民:将灾害预警纳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我国是全球自然灾害频发多发的国家之一,严重的自然灾害不仅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还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西南地区的地震、泥石流,东南沿海地区的台风,2020年我国南部地区的洪涝灾害更是比较严重,这些自然灾害的频发提示我们,有必要建立由政府、社会、企业多方支持的灾害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刘守民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作出了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201911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势,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升多灾种预报预警能力。

  灾害预警能够发挥多方面的效能。刘守民认为,灾害预警能够为政府、民众和工程提供预警时间,减少人员伤亡、次生灾害、经济损失,具有重大民生价值和社会价值。随着极端天气灾害和非传统风险的增加,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防控那些可能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离不开灾害预警科技的进步与广泛应用。这既是坚决落实中央关于“统筹安全与发展”最新指示的具体举措、是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现实紧迫要求,也是我国实现“十四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支撑。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刘守民


  灾害预警体系将有利于惠及普通老百姓。刘守民表示,基于灾害预警是科学工程、社会工程、政府责任工程的本质规律,基于灾害预警技术及应用兼具公共安全性、商业性、产业性的行业属性,灾害预警具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体系进行规划和实施,有利于高效推动灾害预警的广泛应用,有利于通过应用带动灾害预警事业加快发展,提升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近年来,我国灾害预警领域技术、应用不断发展,在地震、滑坡、泥石流、山洪、山火等自然灾害预警方面已有成熟应用,且在建设模式上不断创新、治理格局不断优化。在技术研发及应用方面,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中科院力学所、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等一批专业机构加快发展,一批顶尖领军人才加速聚集。在模式创新方面,202011月,中国地震局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建设中国地震预警网,优化了我国灾害预警领域治理体系,也提升了预警能力和水平。

  尽管我国在灾害预警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在刘守民看来,为加快推动灾害预警成为基本公共服务,还要大力解决目前还存在的预警网建设不充分、技术与服务应用不足、覆盖面不够、产业发展滞后于社会需求、科普和演练尚未普及等问题。

  对此,刘守民建议从三个方面加强灾害预警治理体系。

  首先,建议把灾害预警纳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四五”期间在高风险区域率先实施。强化灾害预警相关规划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规划的衔接,并于“十四五”期间,在四川、云南、贵州等自然灾害高风险省份,全国中小学、社区、化工厂等灾害风险高发场所全面应用灾害预警,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现代化水平。

  其次,推动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建灾害预警网,加强灾害预警技术与服务的供给。建议政府与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社会力量协同建设我国灾害预警网,推动我国灾害预警领域探索政府与社会协同(PPP),共建多灾种预警基础能力、共建多灾种预警系统,提高非常态重特大灾害和多灾种、灾害链综合预警响应能力,完善政府购买灾害预警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减少建设运维成本、提高建设效率和运营效果。

  最后,完善灾害预警相关政策法规体系、科普教育体系。通过新闻媒体、学校等加强全社会的灾害避险科普教育,提高全社会对于自然灾害的认知水平,使公众进一步了解灾害预警相关各类常识以及关键设备的操作方法,解决“收到预警怎么办”的问题,并对自然灾害高风险区的人员加强针对性的灾害避险科普教育和应急演练。

 

 

刘春平:建立重点城市群大灾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以地震灾害为例,75%的超大城市、80%的特大城市位于7度以上地震高风险区,并可能面临8度乃至9度以上的地震影响。




全国政协委员、防灾科技学院副院长刘春平


全国政协委员、防灾科技学院副院长刘春平告诉记者,从地震构造环境上看,北京、天津、西安、昆明等城市面临着7级及以上直下型大地震的威胁,长三角城市群面临长江口外7级地震威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面临珠江口外7.5级地震威胁。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城市群逐渐增多,人口财富进一步集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大灾巨灾风险也不断增加。区域大灾巨灾防范存在指挥协调不够、救援力量分散、风险底数不清、抗灾设防水平不高、预警机制不健全,缺少统一应对大灾巨灾方案等问题。

  201811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其中,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群,区域地位特殊、社会要素及财富高度集中,一旦发生特大地震,将造成严重损失和人员伤亡,影响十分巨大。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对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提出的明确要求,刘春平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尽快建立重点城市群大灾风险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首先,建立重大灾害防范联防联控机制。为提高重点城市群“防大灾、救大灾”的应急能力,在国家灾害应急预案基础上,协调各区域城市群相关政府,建立统一的城市群灾害联防联控机制,健全跨区域防灾减灾救灾指挥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机制、救援力量协同响应和增援调度机制、大灾应急物资储备和共用共享协调机制、交通道路联合管控机制。

  其次,加快建设大灾预警体系。充分发挥重点城市群人才、技术、资源优势,利用国家预警发布系统,建立立体化传播网络与接收终端,尽快形成大灾预警服务能力,提高区域内高铁、核设施以及重大工程灾害防范能力。

  再次,摸清灾害风险底数,加强灾害防御。结合第一次全国综合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和灾害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查明城乡住宅和电力、水利、交通、危险化学品厂库等承灾体的底数,建立重点城市群灾害风险源普查机制,组织开展危险源大灾风险排查,全面查清灾害风险底数。严格落实新建工程灾害设防要求监管制度,重大工程灾害安全性评价,推进区域评估工作。完善房屋设施加固工程技术支撑体系,推进现有不达标房屋设施抗震加固改造。

  最后,构建大灾情景再现,提高防范应对能力。通过构建城市群大灾巨灾情景,评估其总体能力与存在问题,以韧性城市建设为目标,为国土空间规划、避难场所建设、应急救援准备、大灾巨灾应对预案、现场工作方案编制以及应急演练等提供依据。联合多部门参与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广泛普及大城市灾害链、风险防治、大灾巨灾应对、灾后恢复等科学知识,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技能。

 

 

田春艳:提高城市道路塌陷灾害防治能力


  城市道路塌陷事故一直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顽疾,多年来各地政府相关部门通过不懈努力,认真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方针政策,针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下管线建设管理、地下管廊建设、海绵城市建设等方面作出了要求和指导。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田春艳


  “但还要看到,道路塌陷灾害仍时有发生,灾害预防、监测、预警的技术还需要加大研发力度以产生创新性的突破,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指导意见需要地方政府不断努力认真贯彻执行,在城市道路塌陷灾害的预防和治理方面,我们仍然在路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田春艳告诉记者。

  对此,田春艳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城市道路塌陷灾害的预防和治理问题仍需加强。

  一是基础研究还不够,建议设为“十四五”期间行业重大研究课题。城市道路塌陷灾害直接关系城市人民安全,其危害和影响都十分突出。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防灾减灾工作,提高城市道路抗灾韧性,田春艳告诉记者:“有必要对灾害产生的机理,探查与监测、预警以及应急处置技术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投入及取得的成果还远远不能支撑防灾减灾的需要。为了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建议“十四五”期间将其设置为行业重大研究课题。

  二是对道路塌陷数据收集、分析与挖掘不够,建议建立完整、动态、开放的道路塌陷灾害数据库。城市道路塌陷事故发生很频繁,部分城市做了一些数据收集、分析整理工作,有些学者进行了初步归纳和研究,得到一定的灾害防范经验。但仍有更多的数据没有及时收集到,塌陷原因没有进行深入挖掘,采取的应对措施没有及时分析评价,这些给之后的防灾减灾带来了困难。而完整、动态的灾害数据库有利于提高灾害的风险评估效果,可改善目前资料收集、数据使用上的困难。“防范城市道路塌陷事故,当务之急是查清底数,收集已发生灾害的各项数据,建立完整、动态的道路塌陷灾害数据库,并向研究者开放,为道路塌陷风险评估与灾害防治提供有利条件。”

  三是防灾减灾信息一体化程度不够,对灾害风险性的综合评估不够,建议连通各类信息平台建立道路塌陷灾害风险综合评估系统。以城市道路塌陷灾害为例:各城市在对地下管线摸底排查后建立了管线维护管理系统,北京市还建立了挖掘工程地下管线安全防护信息沟通系统,目的是通过信息沟通防止挖掘工程对地下管线造成干扰和伤害;地铁建设单位一般有独立的轨道交通施工与监测系统;道路管养部门有独立的道路探查、维护、管理系统。但这些系统目前还没有建立一体化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信息割裂给灾害的风险性评估带来很大困难。

  田春艳建议,逐步采取措施使上述信息系统能够融合共通,实现数据共享,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具有智慧的道路塌陷灾害风险实时评估系统。该评估系统应涵盖以下内容:确定城市道路塌陷风险基础性评价指标,即通过勘察、试验研究、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对各城市道路塌陷灾害的易发性进行研究,包括对地质条件状况、地下管线运营维护整体状况、地下工程施工技术水平、道路维护养护情况以及历史发生塌陷的案例等多方面综合评定。根据城市地下管线运营状况实时监测系统,得到道路受地下管线渗漏、开裂影响的高风险区。根据地铁及其他地下工程施工进度、工艺方法、施工水平以及监测数据确定道路受地下工程施工影响的高风险区。通过全覆盖、高频的雷达探测得到道路下方土体密实性实时信息,以及通过监测得到路面高程变化值。

  田春艳表示,通过深入研究确定城市道路塌陷风险的基础性指标,再结合以上相关信息数据,辅助专家系统,可以实现对城市各条道路节点的塌陷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形成一张有指导作用的道路塌陷风险动态预警图。

 

 

应急救援

 

民盟中央:提高社区应急能力  筑牢生命安全“前沿阵地”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突发事件预警、减缓、处置和恢复的关键环节,其防灾应急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公共安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显著成绩,充分彰显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但从社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来看,仍存在一些短板:在应急理念上重处置而轻预防,在应急机制上重行政而轻自治,在应急预案上重形式而轻演练,在应急信息上重责任而轻共享,在应急队伍上重使用而轻培养,在应急资源上重分配而轻整合。

  针对上述问题,民盟中央提出以下六个建议。一是提高社区应急协同能力。建议制订《社区应急管理条例》,明确街道社区与物业公司在应急状态下的权责关系。在加强社区居委会建设的同时,应明确社区应急管理职责,合理划分居委会权责,使社区的应急责任和应急能力相匹配。辖区内重大突发事件处理应以专业职能部门为主,及时全面部署,并指导社区进行配合。积极探索社区管理新模式,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承接运营社会服务职能的方式,推进社区规范化建设。

  二是提高社区应急信息处理能力。加强信息技术运用,通过智能移动终端(APP),对社区内居民、公共场所及设施等基础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对发现的城市风险隐患,实现电子化上报、动态化跟踪、闭环式管理。打造统一预警监测平台,对接上级信息平台,提高预警信息传播发布的权威性和时效性。针对社区公共区域,布设应急广播终端,实现预警动员与实时干预。借鉴发达地区经验,围绕应急体系基础、备灾、信息收集与报告、避险疏散等,打造社区“第一响应人”队伍,提高先期处置能力。

  三是提高社区应急物资保障能力。打造社区综合应急服务站,有条件的社区应储备一定数量应对各类一般级别突发事件的应急装备、设备、器材和物资。选择辖区内几处坚固的建筑体作为避灾安置场所。建立应急物资社会化储备补偿制度,推动城乡社区内企事业单位、超市(商店)、居民家庭代储应急物资。协调好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普查登记好应急物资资源,协调好相邻街道或社区的应急资源共享。建立社区灾后重建资金的分摊筹集机制。有条件的社区可专设公共安全奖励基金。

  四是提高社区应急响应能力。借鉴部分发达地区的模式,成立应急预案编制组,将专家学者、应急工作人员、应急志愿者等人才吸收进来,切实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和修订完善工作。制订社区和家庭应急预案,尤其注重社区应急管理组织、指挥机构设置和指挥程序的预案编制,制订流程图,做到简练、明确、通俗、易懂、易记。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五是提高社区应急人才保障能力。社区和基层政府应做好应急队伍登记培训工作,将社区医护人员、排爆专家等专业应急人员登记造册,加大对社区应急队伍培训的重视,将培训经费列入年度预算之中。健全社区应急志愿者保障机制,为社区志愿服务提供法律援助、经费支持等保障。探索建立社会化招募机制,试行设立“志愿者银行”,将参与志愿活动的行为进行存储,并用于如申请志愿帮助、提升信用积分等方面。建立应急工作人员信息沟通平台,增进了解,提升互信。

  六是提高社区应急主观认知能力。加强应急宣传工作,将应急宣传与基层科普工作相结合,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社区居民关注权威发布,不信谣、不传谣。开展“社区防灾论坛”,提升居民对危机的认识,锻造居民应对危机的能力。强化社区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吸引和组织心理服务类社会组织和专业志愿者有针对性地对居民开展心理测评及筛查;依托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实施居民心理危机干预及服务。

 

 

黄玲:推动全国交通道路一站式快速救援清障


  据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2020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72亿辆,其中汽车2.81亿辆,汽车驾驶人4.18亿人。随着公路通车总里程和机动车保有量不断攀升,汽车在途中由于交通意外、驾驶不当或车辆自身故障导致无法正常行驶的情况与日俱增,相应的道路救援需求越来越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对汽车救援市场容量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全国救援需求达到9240万次。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广东省委会副主委黄玲告诉记者,目前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多以俱乐部、联盟组织、特许权连锁加盟等不同模式经营专业道路救援的组织,如美国汽年联盟(AAA)、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日本汽车联合会(JAF)等,已形成一套完善的紧急救援体系。相比之下,我国的道路救援服务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为推动全国交通道路一站式快速救援清障建设,黄玲提出三个建议。

  首先,解决救援寻位难题,提高安全预警能力。建议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以生命第一的理念,提高出行安全。一是借助车载信息技术和GPS定位,方便司乘人员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时,快速准确定位,缩短救援等待时间,救援单位快速实施救援,及时帮助司乘人员摆脱困境,提升救援效率。二是广泛发布安全提醒引导,充分利用互联网地图导航,提前向沿途车辆发布安全预警提醒,有效提高道路作业及行车安全水平,避免二次事故发生。

  其次,强化救援服务衔接联通。提高服务一体化水平,高速公路与地面救援脱节,是救援服务质量及效率的瓶颈问题。建议利用移动互联网科技和信息化手段,打通高速与地面的救援服务信息衔接,形成一体化、一站式的服务流程。同时借鉴国外救援服务模式,以整车厂、保险公司等作为服务出口,统一接入高速地面救援服务,增强服务吸引力。车主驾驶汽车在路上遇到故障时,可以通过整车厂、保险公司提供的免费道路救援服务享受优质服务以解决故障。

  最后,构建全国性E-Call道路救援服务体系。立足2.04亿个ETC用户服务需求,基于全国ETC客户服务体系,建议以拓展ETC应用服务为宗旨,建设全国性的E-Call道路救援服务,实现各方救援资源的整合及共享。在典型省份开展试点,逐步拓展至全国,形成全覆盖的救援网络,提高救援服务质量;同时建立道路救援服务及安全预警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救援机制及规范,统一服务标准,加强交通运输安全与应急保障能力,实现出行安全便捷舒适、“人享其行”的目标。

 

 

消防安全

 

刘秀云: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内容


  不断发展的现代消防技术,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使得普及社会公众消防教育工作显得更加迫切。学校分布广泛、人员集中、教化功能专一,为现代消防科技知识的普及教育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人文环境和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据了解,《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应每月至少组织一次校园防火检查,每年至少对教职员工开展一次全员消防安全培训。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学生课堂教学内容,是教育主管部门为应对校园消防安全事故,在总结广东省、重庆市等地消防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的教育改革措施。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宿城一中副校长刘秀云


  然而,现实中无论是校园还是社会消防安全环境都不容乐观,消防教育落后。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宿城一中副校长刘秀云表示,很多学校集教学、住宿、食堂、实验室、电教室等公共场所于一体,消防控制点较多。多数学生缺乏必要的防火、灭火和火灾自救知识,消防意识淡薄。当遇到火灾时,不能采取有效的灭火措施和选择正确的逃生方式,造成火势不断蔓延,危及生命和财产安全。

  刘秀云建议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内容,统一编写消防安全教材,培养专兼结合的消防安全教育师资队伍,保证消防教育课时。

  第一,尽快建立健全校园消防教育机制。虽然目前部分学校在某些特定时期进行消防安全教育,但并未形成完善的教育机制。将消防安全教育纳入中小学课堂,必然要求教育主管部门将其纳入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大纲,统一编写消防安全教材,培养专兼结合的消防安全教育师资队伍,保证消防教育课时。更重要的是配套相应教育资金,购置和完善教学设备,确保消防安全教育的硬件。

  第二,加强消防安全教育。任何有效的教学效果的达成,都离不开必要的宣传教育。对于即将纳入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消防安全教育而言,宣传更是必不可少。而要做好宣传,则要形式上灵活、内容上丰富。如在常规课堂教学前开展“课前一分钟话消防”“一句话消防”等活动,加深学生对消防教育的认识。在每年的“中小学校园安全日”“119”消防日、寒暑假等时间节点不定期参观消防站,组织消防知识竞赛、文艺联欢等寓教于乐的活动。此外,消防宣传手段应不断推陈出新。通过校园歌曲、文艺演出、微电影等形式进行消防教育和宣传活动,开展灭火演练、模拟报警等活动,帮助广大师生掌握较丰富的消防知识和基本技能。

  第三,建立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消防三方合作机制。教育主管部门是消防安全教育的主管部门,应对消防安全教育进行顶层设计,并从宏观角度协调各方力量,用好校外资源,助力消防安全教育。消防部门是消防教育的专业组织者,应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深入学校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学校作为消防安全教育的实施者,则应落实教育主管部门的教学规划,配合消防部门的宣传教育,为消防安全教育提供必要的软硬件设施,确保消防教育收到实效。

 

 

王士岭:开展消防执法检查的建议为消防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兰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士岭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消防事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但也遇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表现在:消防安全责任制有待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在消防领域还没能全面落实;消防救援机构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承担的预防火灾、扑救火灾和应急救援的法定职责范围在实践中有待进一步厘清;公共消防安全基础建设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消防监督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等等。

  针对上述新情况,王士岭建议,有必要组织开展消防执法检查,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情况,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新时代全面加强消防工作和消防队伍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兰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士岭


  通过开展消防法执法检查,王士岭认为可以达到四个目的。首先,有利于督促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更好地履行新使命。根据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安消防部队改制,全部退出现役,转到地方后成建制划归应急管理部门。开展执法检查,有助于更好地督促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好地履行新使命,推进和深化消防体制改革。

  其次,有助于加强和改进消防执法工作。20193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开展执法检查,有助于进一步健全消防执法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方式、加强执法监督,更好地落实《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

  再次,完善消防安全责任制和推进消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根据机构改革方案,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都负有消防监督管理的相关职责,通过执法检查,可以督促部门之间更好协作,完善消防安全责任制,推进消防治理体系现代化。

  最后,有利于提高消防安全水平。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致灾因素明显增多,火灾发生几率和防控难度相应增大,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公共消防安全基础建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消防安全保障能力不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公众消防安全意识薄弱,消防工作形势不容乐观。通过执法检查,可以更好地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贯彻落实,督促各地区各部门落实法律责任,防范和减少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对于开展消防法执法检查的内容,王士岭建议重点检查七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基层组织履行消防工作职责的情况;二是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的情况;三是城乡消防规划制定落实和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情况;四是消防救援队伍和机构改革情况;五是社会消防力量和消防组织建设情况;六是消防监督管理职责落实情况;七是灭火和应急救援法定职责履行情况。

  为了更好地开展消防检查,王士岭认为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如考虑到消防改革的全面性和复杂性,他建议对全国各省(市、区)均开展检查或者委托检查,还要充分发挥各级人大代表作用,鼓励人大代表以适当方式参与检查。

 

 

公共安全

 

朱晓进: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安全管理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场所越来越成为群众聚集、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但是,随着经济业态不断发展,公共场所安全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的难点痛点。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介绍说,造成这些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政府方面处处设防、防不胜防。在节假日,群众出于习惯或者由广告、谣言误导引发人员聚集时,如果安保力量配备不足,极易发生事故,比如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重大节点多道安检,严重影响效率。二是商业机构为了吸引消费者、聚集人气,在组织各类活动时忽视了安全。最典型的是大型促销活动不报备、不做预案,现场配置安保人员严重不足,近几年因为安保不力被公安机关叫停的大型商业活动几乎每个月都会上演。三是个人行为随机性强、危害不小。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


  从严从细强化公共场所安全管理,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安全管理能力建设势在必行。对此朱晓进认为,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司法解释将高危行为纳入刑事、行政处罚范畴,如在公共场所散布谣言、大声呼喊引发秩序混乱就应当作为行为罪,避免各地司法执行时出现不统一的现象。出台《公共场所安全管理条例》,明确各方义务权利,尤其是要明确公共场所业主方的应尽职责,要对未报备的商业活动导致交通堵塞、人群骚动等情况处以重罚。将涉及公共场所安全的各类法律法规予以汇编,在政府网站形成专题,或者印发成册,既便于公共场所业主方学习,也便于基层工作人员迅速查找执行。二是强化公共场所业主和管理者的主体责任。积极探索登记备案制度,将“互联网+”政务服务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思维相结合,对公共场所业主日常安全检查、举办活动备案等,采取网上登记申报的方式,由相关部门严格审查审批监督,强化相关各方责任。针对网络主播等群体频繁涉及公共场所安全问题的特点,应当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网络平台要对主播进行教育,通过合同对其进行限制,并对违规者予以重罚。三是要细化监管执法。第一,用好“双随机、一公开”制度,政府部门应定期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检查,重点针对公共场所业主网上登记、申报内容。同时,强化日常安全事项检查,对于不实申报、屡犯不改的,应当予以停业整顿、大额罚款的处理。第二,提高精细化水平,例如,深圳对部分市民参加万圣节活动化妆问题进行了提示,在地铁等公共场所也采取了卸妆后进站的引导,避免因为一些误会而导致的公共安全风险,这种精细化管理的方法值得借鉴。第三,坚持系统性管理,近年来,多地为了针对节假日商业区人流大的问题,采取了“雨刷式”过马路的方式,既成了一种常态化的管理,又成了被群众交口称赞的“风景线”,应该坚持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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